前些日子，世界500强企业——杜邦公司在其美国总部召开了成立205周年的全球媒体介绍会，本报记者随同与会的60多位记者，近距离与杜邦高管对话，并实地参观了杜邦的先锋种子公司和中央实验室，感受这个跨入第三个发展百年的企业变革驱动力和求新的核心价值观。

　　生物能源的领跑者

　　我们来到位于美国中部的俄亥俄州得梅因市，那是杜邦先锋种子公司所在地，门口停着两辆浑身被玉米画像涂满的面包车。在离公司不远处，是一大片连绵起伏的玉米地，走近后还能看到每块地头的牌子，那是先锋种子公司的实验地。脸色晒得通通红的科学家们站在玉米田头，举着扩音器，耐心地向我们普及玉米生产的新技术：如使用了Herculex虫害防护技术的玉米，能减少霉枝菌素出现的玉米，具有高度耐旱性的玉米……

　　先锋种子公司由成立于1926年的全球第一家高产玉米良种公司发展而来，1997年被杜邦公司收购后，旨在开发、生产与销售杂交玉米种子。在大力开发生物燃料的今天，先锋种子公司的技术扩展到了大豆、小麦、高粱、向日葵等诸多农作物。

　　在开发可再生能源领域，生物燃料已是诸多国家的科研追求。据预测，到2020年，生物燃料的全球需求将达到1000亿加仑，而目前各大洲的生产能力只有142亿加仑。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机遇，先锋种子公司的市场总监桑德斯介绍说，杜邦的生物燃料策略有三步：一是种子与农作物的保护解决方案，二是研制具有独特性能的先进生物燃料——丁醇，三是将秸秆作为原料。

　　桑德斯说，作为汽车新能源的乙醇，它的需求量在美国也急剧扩张。按目前的技术，生产1亿加仑乙醇需要消耗17.4万英亩的玉米，在全球拥有4136个客户的先锋种子公司，拥有81万英亩玉米土地，如果将这些玉米地所产出的玉米和秸秆全部用来生产生物燃料的话，能够生产至少4亿加仑的乙醇。而随着种源、谷物加工等生物燃料价值链的进一步优化，乙醇的产量将逐步提高。杜邦科学家向我们展示了开篇所描绘的景象，即2020年后，每英亩玉米作物可以生产1000加仑生物燃料。

　　下一代的生物燃料是什么呢？杜邦公司副总裁拉涅利兴奋地告诉记者们，杜邦已经和英国石油（BP）合作在美国和欧洲的车队测试丁醇汽油。生物丁醇的性能大大优于乙醇，可以和汽油以0-100%灵活混合，无需进行现有车辆的改造，因此成本具有竞争性。而在纤维型生物燃料领域，杜邦也正在加紧研发应用秸秆。

　　科学浸润在杜邦骨髓

　　在杜邦的商标上有一行小字，“创造科学奇迹”。在参观了位于特拉华州威明顿市郊的中央实验室后，记者感受到了杜邦高比例的科研资金投入和“创造科学奇迹”的经营信念。范凯林，负责杜邦全球公共事务的副总裁告诉我们，实验室成立于1903年，是全球首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工业研发设施之一。这里云集着2000名科学精英，100多年间这里诞生了多项造福人类的发明，如尼龙的发明、人造橡胶的诞生等。据统计，从2003年到2005年，杜邦公司的专利数量排名都是全美第三位，前两位是加州大学和美国政府。

　　记者们被分批带去参观生物实验室。在生物实验室，一个长链的试验器皿依墙而置，一位叫李芮的华裔科学家向我们介绍了他们项目小组的玉米分离提炼燃料的技术，10平米的实验室里唯有两人在日夜观察，结果很快就要出来了。杜邦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创新官唐乐年先生告诉我们，杜邦在全球范围内有500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每年有13亿美元的研发投入，全球有75个研发中心，其中一个就在上海浦东。据统计，杜邦5年内开发的新产品销售在2006年已占销售总额的34%以上，“我们不在于实验室里有多少创新，还在于这些创新在市场上有多少转变为成果”。他特别强调，农作物遗传学已经成为杜邦公司盈利增长的驱动力。

　　在当天下午的互动讲解中，记者听杜邦的科学家介绍了一款仪器，这台由杜邦Qualicon事业部开发的检测系统，是第一个把获得诺贝尔奖的多聚酶链式反应（PCR）技术应用于食品检测的商业产品，它能够在几小时内检测出食品内是否含有有毒物质。“如果日本产海产品内有O-157细菌，通常几小时后就能测出。”他拿出一个按照O-157形状制成的毛绒玩具给记者，“中国已经引进了这台检测器，将用在奥运等大型活动的食品安全检测中。”

　　对科学的重视浸润在杜邦的骨髓里。1802年，创始人E·I·杜邦师从法国“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从他那里学到了火药生产技术并成立杜邦公司，由此得到迅速发展。在第二个百年中，杜邦高层意识到经济发展的需求，将重心定在了化工、材料及能源领域，这个原先准备纤维素化学研究的中央实验室进行了研究方向的调整，并帮助杜邦实现了第二个百年的转型——由一家火药企业转向新工业企业。1999年，第三个百年来临之前，杜邦创立了如今的五大业务平台，后又将生物技术融入化学之中，形成了核心科学技术平台。包含有先锋种子公司的农业与营养一块是近年来杜邦业务增长最快的，10年前，它的业务总量仅为20亿美元，现在已达到60亿美元。

　　效益不是唯一标准

　　坚持可持续发展，已经渗入杜邦公司发展的使命。当记者和杜邦公共事务与媒体关系总监安东尼研讨杜邦第三个百年的特点时，他只有一句话，“满足来自市场的需求”。现在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呢？环保、健康、可持续发展，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再去理解杜邦科学家们所从事的事业，这就不难发现，杜邦科研的方向是定在农作物基因研究、生物燃料技术、促进环境友好和安全保障的技术等前沿学科，这也印证了杜邦公司执行副总裁柯艾伦女士在北京宣布的公司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背后的信念——有利于业务发展的也必须有益于环境、有益于世界各地的民众。

　　上世纪七十年代，杜邦意识到传统的氯氟烃（CFC）制冷剂可能会使臭氧层变薄，对大气环境产生危害。当时，全球有价值1350亿美元的设备依赖CFC，而杜邦公司当时的市场占有率为25%。但是出于环保的考虑，公司协同科学家、环保团体、各地政府及业界机构，推动了包括《蒙特利尔议定书》在内的多项重要国际协议的达成，并且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进行新型环保制冷剂的研究与开发，推动替代CFC的进程。在杜邦公司的很多业务决策中，市场收益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而“是不是对环境有益、对人类有益”，才是杜邦决策层常常拷问自己的问题。